游擊戰為什么成為八路軍、新四軍的主要作戰方式？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標志著中國抗日戰爭由局部抗戰轉變為全民族抗戰。
事變發生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發出號召：“全中國同胞，政府與軍隊團結起來，筑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同一天，中央書記處指示中共中央北方局：“不管日方將擴大為大規模戰爭或將暫時取外交壓迫形式”，都要“堅決保衛平津保衛華北”，并“著手組織抗日義勇軍，準備進行艱苦的游擊戰爭”。8月1日，毛澤東、張聞天在關于紅軍作戰原則致周恩來等的電報中指出：我軍應“執行獨立自主的分散作戰的游擊戰爭，而不是陣地戰，也不是集中作戰，只有如此才能發揮紅軍特長，給日寇以相當打擊。”初步確立了我軍在抗戰中的作戰方針。
8月25日，中共中央軍委發布命令，主力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并立即挺進華北敵后。對于八路軍的作戰方針，毛澤東先后致電周恩來、彭德懷等人，明確指出：“整個華北工作，應以游擊戰爭為唯一方向。”“要告訴全黨（要發動黨內黨外），今后沒有別的工作，唯一的就是游擊戰爭。為此目的，紅軍應給予一切可能的助力。”11月8日，毛澤東再次強調：“華北正規戰爭階段基本結束，游擊戰爭階段開始。這一階段游擊戰爭將以八路軍為主體，其他則附于八路軍，這是華北總的形勢。”因此，全民族抗戰開始，中共中央就確立了堅持敵后游擊戰的基本方針。
抗日戰爭時期，八路軍、新四軍之所以將游擊戰作為主要作戰方式，從根本上講是敵強我弱這一客觀形勢所決定的。同時，我國是大國，地域廣大，日本雖是強敵但兵力有限，只可能占領城市與重要交通沿線，這就為八路軍、新四軍開展獨立自主的游擊戰提供了生機和發展空間。
眾所周知，八路軍挺進華北作戰取得第一次大勝利是平型關戰斗。1937年9月25日，八路軍第115師在山西靈丘的平型關一帶，將來犯的日軍第5師團第21旅團一部一千余人全部殲滅，擊毀汽車百余輛、馬車兩百輛及其他大批軍用物資。平型關戰斗沉重打擊了侵華日軍的囂張氣焰，振奮了全國的民心士氣，提高了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的聲威。
參加平型關戰斗的八路軍第115師有三個團，兵力約6000人，是主要作戰部隊。而進入伏擊圈的日軍部隊主要是汽車隊和輜重大車隊，共有1100余人，被壓縮包圍在兩山之間的山谷里。雖然不全是戰斗人員，但被圍日軍仍然顯示出很強的戰斗力，敵我雙方激戰6小時才解決戰斗。
指揮平型關戰斗的第115師師長林彪在戰后總結說：“敵人確實是有戰斗力的，我們過去從北伐到蘇維埃戰爭中還不曾碰過這樣強的敵人。我所說的強，是說他們的步兵也有戰斗力，能各自為戰，雖打敗負傷了亦有不肯繳槍的。戰后只見戰場上敵人尸骸遍野，卻捉不著活的。敵人射擊的準確，運動的隱蔽，部隊的掌握，都頗見長。對此種敵人作戰，如稍存輕敵觀念，作浮躁行動，必易受損失。”
平型關戰斗是典型的伏擊戰，八路軍占據了絕對有利的地形，但在戰斗中仍付出了重大犧牲。這樣的戰斗固然可以提振全國軍民的抗戰信心，但由于敵我力量懸殊，如果始終采用這樣的作戰方式，這樣若干次大的戰斗下來，結果也就可想而知。
另外一方面，挺進敵后建立根據地之后，雖然八路軍、新四軍得到了大的發展，但武器裝備處于絕對劣勢的情況并沒有改變，無法與裝備精良、訓練有素且深受武士道毒害的日軍展開大規模的陣地戰，更不用說展開決戰。所以，唯有游擊戰才能在消滅敵人的同時保存自己。正如周恩來后來所說的：“在抗日戰爭時期，敵人裝備好，我們只好上山，開展山地游擊戰。”
隨著抗日戰爭的發展和八路軍的戰略展開，抗日游擊戰爭的正確性不斷得到驗證。1938年5月，毛澤東發表《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以“戰爭的基本原則是保存自己消滅敵人”為依據，全面系統闡述了游擊戰在抗日戰爭中的戰略地位。文章指出，一個大而弱的國家被一個小而強的國家所攻擊，因此抗日游擊戰爭主要的不是在內線配合正規軍的戰役作戰，而是在外線單獨作戰，不是小規模的而是大規模的，抗日游擊戰爭雖然在整個抗日戰爭中仍然處于輔助的地位，但是必須放在戰略觀點上加以考察。
在1938年11月召開的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進一步指出：“必須把過去的正規軍和運動戰，轉變成為游擊軍（說的是分散使用，不是說的組織性和紀律性）和游擊戰，才能同敵情和任務相符合”“中國的抗日游擊戰爭，就其特殊的廣大性和長期性說來，不但在東方是空前的，在整個人類歷史上也可能是空前的。”毛澤東從戰略地位強調了游擊戰的重要性，這對促進抗日游擊戰爭的迅猛發展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