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中夏，1920年協助中國共產黨創始人李大釗創建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在黨的二大上被選為中央委員，在八七會議上被選為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曾擔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主任等職務，為中國革命事業作出了卓越貢獻。
“我不做官，我要做人民的公仆，公仆就是大眾的長工”
鄧中夏出身于一個封建官僚地主家庭，他的父親是一個晚清舉人，辛亥革命后當過省參議員和縣長。年少時的鄧中夏沒有沉溺于安逸生活，他從小就關心國家大事，喜歡閱讀宣傳新思想的書籍和報刊，崇拜孫中山、黃興等革命領袖。1917年，鄧中夏隨父進京，以優異成績考入北京大學國文系。在北京大學讀書期間，他在李大釗的引導和十月革命的影響下，開始研究馬克思主義，并很快成為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為了喚醒民眾，他積極參與創辦宣傳新思想的《國民》雜志，組建北大平民教育宣講團，旨在“增進平民知識，喚起平民之自覺心”。五四運動中，他積極參加如火如荼的學生運動，被推舉為北京聯合會總務干事，成為革命青年的代表人物。
1920年夏，鄧中夏從北京大學畢業，面臨著人生就業的選擇。他的父親為了自己的兒子能有一個好前程，幾經辛苦托人在北洋政府給他找了一份待遇優厚的差事。當聘任書送來時，鄧中夏卻明確拒絕了。面對嚴詞質問的父親，鄧中夏認真回答道：“做官的人，都是對老百姓敲骨吸髓的。我不做官，我要做人民的公仆，公仆就是大眾的長工……開創一個人人有飯吃、人人有衣穿的新天地。”
“大家抱個團，五人團結是只虎，十人團結是條龍，百人團結像泰山，誰也搬不動”
1920年10月，鄧中夏協助李大釗發起成立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開始把主要精力放在宣傳馬克思主義、發動工人運動上來。這年冬天，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決定把長辛店作為工人運動的重點。鄧中夏發起成立了長辛店勞動補習學校，組織工人階級學習馬克思主義。他用通俗的語言和生動的事例講解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知識，告訴他們“大家抱個團，五人團結是只虎，十人團結是條龍，百人團結像泰山，誰也搬不動”，啟發工人階級的政治覺悟。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公開成立“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作為領導全國工人運動的總機關，鄧中夏被選為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總部主任。此后，他領導了一系列對中國革命進程產生重要影響的工人斗爭。
1923年2月，他參加領導了京漢鐵路工人“二七”大罷工，并將這次職工運動由改善生活的經濟斗爭發展到爭取自由的政治斗爭的新階段。1925年5月五卅運動爆發后，為了推動全國反帝斗爭的新發展，他和蘇兆征一起組織發動了省港工人大罷工。罷工開始后，鄧中夏組織成立了罷工委員會，起草了罷工委員會組織法，并陸續把參加罷工的各行各業25萬工人有力組織在一起，大大加強了罷工的統一指揮，保證了對敵斗爭的堅持和最后勝利。他還領導出版了《工人之路》作為罷工委員會機關報。省港大罷工一直堅持了16個月之久，創下了世界工人罷工史上的持續時間之最，這次罷工大大啟發了工人覺悟，支援了北伐戰爭的勝利進行，為中國革命作出了重大貢獻。
“只有無產階級有偉大集中的群眾，有革命到底的精神，只有它配做國民革命的領袖”
鄧中夏不僅是領導中國工人運動的著名領袖，還是一位卓越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他注重在實踐中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并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從五四運動時期開始，鄧中夏就寫了大量著作和文章，對中國革命的性質、無產階級領導權、工人運動、同盟軍等問題，都進行了大量馬克思主義的論述。
1922年7月，中共二大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鄧中夏堅決擁護并寫了大量理論文章進行闡發。1923年后，鄧中夏先后發表《解惑》《論勞動運動》等文章，并明確指出“過激派的口號是‘推翻資本制度’和‘勞農專政’”“中國現在尚是半殖民地，只有解除內外壓迫，實現一個自由獨立的民主國家，才是中國革命的唯一出路”。
鄧中夏是中國共產黨內較早提出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的理論家之一。1923年“二七”罷工被鎮壓后，黨內一部分人認為民主革命應由資產階級領導。鄧中夏旗幟鮮明地批判這種錯誤觀點，他在1923年至1924年間先后發表《論工人運動》《我們的力量》等文章，分析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特點，他認為：“中國欲圖革命之成功，在目前固應聯合各階級一致起來做國民革命”，但是“只有無產階級有偉大集中的群眾，有革命到底的精神，只有它配做國民革命的領袖”。
鄧中夏還較早注意到中國的農民問題，并把它稱為中國工人階級的“天然同盟軍”。1923年10月，鄧中夏在團中央機關刊物《團刊》上發表文章，分析了中國農民不僅占中國人口的大多數，而且富于革命性，是無產階級的“第一個援軍”，因此必須盡可能地聯合農民進行經濟和政治的斗爭，革命才可能取得成功。1928年中共六大后，鄧中夏還寫作完成《中國職工運動簡史》，最早總結了中國職工運動的經驗和規律，對后世產生了深遠影響。
“人只有一生一死，要死得有意義，死得有價值”
鄧中夏在革命生涯中，尤其是身處逆境時，總是能夠忍辱負重，把黨和革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從而樹立了共產黨人的光輝榜樣。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鄧中夏參加了中共中央為挽救革命而在漢口召開的八七會議，他堅決擁護會上確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被選為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1928年，鄧中夏被黨中央派到莫斯科出席赤色職工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并參加了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1930年秋，鄧中夏被黨中央調回國后，任湘鄂西特委書記和紅二軍團政委。王明路線統治中央后，鄧中夏一系列鞏固根據地的主張被指責是“英雄主義”，上山被指責是“逃跑主義”，并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但是，鄧中夏仍然對革命充滿熱情，認為“失敗和挫折是不可怕的……一個革命者既要總結成功的經驗，又要善于從彎路中找到走正確道路的經驗”。
1931年冬，鄧中夏被調到上海，并很快擔任了中國革命互濟總會主任兼黨團書記。面對上海白色恐怖的危險，他不顧自身安危日夜奔走，努力恢復互濟會的工作。1933年5月15日，鄧中夏在革命活動中不幸被法租界巡捕逮捕。面對敵人嚴刑拷打，他始終不肯暴露自己的身份。后因叛徒出賣，鄧中夏被國民黨引渡到上海警察局，后又押往南京憲兵司令部。在獄中，他以堅定的信念和鋼鐵般的意志，頂住了國民黨的利祿引誘和嚴刑拷打，他寫道：“一個人能為了最多數中國民眾的利益，為了勤勞大眾的利益而死，這是雖死猶生，比泰山還重。人只有一生一死，要死得有意義，死得有價值”。1933年9月21日，在南京雨花臺，鄧中夏高喊著“中國共產黨萬歲”的口號從容就義，獻出了年僅39歲的寶貴生命。